从“公子“衙内”异同谈“官二代”拼爹
◎十年砍柴 知名网友
“公子”和“衙内”在中国古代社会，一般用来指官宦子弟。平头百姓之间说客套话，尊称对方的儿子为“公子”，那是当不了真的。二者最大的区别是，“公子”一词含褒义，至少是中性词。而“衙内”，贬义味道十足。
追溯这两个词的历史渊源，二者也区别甚大。在春秋时期，“公子”特指各诸侯国国君的除太子外的其他儿子，而公子的儿子则叫“公孙”。到战国时期，国君的儿、孙都可以叫“公子”，如战国著名的四公子：齐之孟尝君、魏之信陵君、魏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他们的父亲或祖父是所在国的国君。再到后来，“公子”的内涵又扩大了，达官显贵的儿子都可称“公子”。
但被世人尊称为“公子”特别是“名公子”的，其门槛是很高的。一是其父的级别要高，一个九品科级或者不入流的小官吏的儿子，称“公子”会让人笑掉大牙的。二是其父是大官只是必要条件，本人还要有些文才，风流倜傥，长得不算丑，举止风雅，为人侠义。如明末四公子冒辟疆、陈贞慧、方以智、侯方域，清末四公子陈三立、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就是这类人物。(
“衙内”这个词是从“牙内”一词讹转而来的。古代“牙门”也叫“辕门”，指军营之内。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统兵者要时刻提防手下的将士造反，所以宿营的牙门之内，由本家族的子侄辈带领亲兵拱卫。后来，文官在衙门内的子侄辈，也一并称为“衙内”。这种“衙内”，多半是依仗父祖辈的权势，干欺男霸女、凌辱细民的勾当，为世人所不齿。这类物种在中国传统戏文和话本小说中很常见，最有名的当属《水浒传》中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
中国从唐宋以后，靠科举出仕是正途，虽然正途出身的文官，混蛋也不少，但毕竟是读圣贤书出来的，自己和教育出来的儿子哪怕再坏，表面上还不敢过于飞扬跋扈，否则就会被士林耻笑。比如明代的严嵩、严世蕃父子，其贪腐之程度，有明一代，可以排进前三名。但严世蕃这人，聪明机警，自负乃天下之大才。书读得很好，皇帝写给他父亲的指示，其字外之意，他理解得最精准。 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可以说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开始与其他人“拼爹”。因为家庭的财富、父亲的权势和社会地位，对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选择何种职业、能利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创业，影响甚大。即使在今日法治体系相对健全、公平的欧美，出身政治豪门的布什，和遗腹子克林顿相比，其从政可资利用的家庭资源要强得多。更不用说几千年来家国同构、家庭家族资源极为重要的中国了。对多数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家庭来说，如何教育儿孙、避免儿孙中出纨绔子弟，一直是个莫大的课题。至今如曾国藩教子之道，仍然被世人推崇。(
正由于中国古代几千年来官僚层崇尚文教，文官的儿孙明目张胆地“炫父”、胡作非为并不多。读书人的孩子“拼爹”是很讲艺术的，他们会巧妙地利用父辈的关系，拜见年伯、世兄时，一定会态度谦恭。如明末侯方域写信劝说他父亲的门生、手握重兵的左良玉，那文辞是何等的优美。李鸿章因为其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是进士同年，所以很早就拜在曾氏门下，因此才得以飞黄腾达。但必须承认，这和李鸿章的才具是分不开的，一个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其父亲的同年如何提拔他，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就。而且，当时由于有科举这个刚性门槛，大官的孩子如果考不上举人以上的功名，仕途是很难的，因为捐班———即花钱买官衔，一般做不到大官，且在官场上被人瞧不起。
有些公子利用父亲的权势，做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这就成了后世传颂不断的佳话。如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湖北巡抚，他利用父亲的名望结交各路英豪，致力于变法维新。陈寅恪的尊人陈三立，在其父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辅佐其父大办新式教育和实业，使历来封闭守旧的湘省一跃成为变法风气最浓的省份。当然，并不是所有科甲出身的大官，都不会出不肖子弟，有些人的子弟同样会公开“炫父”，其父亲的下级为了拍马屁，就会想方设法逢迎这类衙内。如明嘉靖年间的胡宗宪，进士出身，曾任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浙直福建军务，在东南一带抵御倭寇。他的儿子曾来到海瑞当县令的淳安县，嫌驿站招待太差，鞭打了驿丞。———这就是典型的仗势欺人。海瑞将这位威风八面的衙内捆绑起来交给胡宗宪，说有人假冒大人的公子，下乡骚扰驿站。因为像大人这样的人物，不可能教出这样的公子。———铁面海瑞是官场异类，但海瑞这番话让胡宗宪只能哑巴吃黄连，说明当时官场内谁家孩子仗着父亲的权势张扬招摇是很丢人的事情。那个时代，容易仰仗父亲权势横行霸道的，多是级别不高的恶吏、地方土豪或者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武官的儿孙。如明朝天启年间的“缇帅”许显纯———即掌管锦衣卫的都指挥使，他爷爷是驸马，也就是说他身上有皇帝的血脉，从小不好好读书，斗鸡走马，寻花问柳，是薛蟠一类的人物，最后只能弄了个武进士出身。后拜在魏忠贤门下，是残害东林党人的第一杀手。后来崇祯即位，铲除阉党，他也被斩首了。
一个时代官僚阶层子弟的行为和公关形象，可以作为衡量这个时代政治是清明还是腐败的重要指标。
谁造就“官二代”？
官僚们的直系亲属、姻亲、旁系近亲、熟人朋友等，形成“权力—财富—特权”网络，以暗流形式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根据权力大小，低调、直接或间接地分享权力带来的等级性特权和财富
“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李启铭在大学校园醉驾肇事后发出这句“豪语”，使得“我爸爸是李刚”已经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语。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高衙内和薛蟠，也让社会再次关注所谓的“官二代”现象——通常指官员们的子女依仗父母的权力，或寻求资源特权（包括公务员入职作弊、商业垄断、信息垄断等），或仗势欺人、枉法横行。
“官二代”现象深植于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也深植于历史传统，即古今同构、具象有异的中国官僚政治。至少长达3000年的国史（尤其秦以来2000年），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十六字（土地“国”有制与权力等级制，前者为物质基础，后者为意识形态），构造出世界史上蔚为独特的中国官僚政治统治现象。
官僚政治造就了权力本位，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社会生态。在其每一次崩溃到来之前，其社会生态似乎也存在某种类似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现象：王权及其官僚制搭建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官僚集团既是代表王权的执行机构，也是与王权相生相异的利益群体本身，它拥有掠夺一切资源的暴力。官僚集团所占据的权力位置本身就属于“稀缺资源”，未能进入官僚集团的人们，处于被掠夺地位，摆脱苦海的惟一出路就是跻身官僚集团，至少成为他们的帮凶、帮闲。
与官僚集团相比，人民反抗的能力通常弱小而分散，在严密的权力控制下，无法组织起与官僚集团相抗衡的力量，只能任人宰割，导致全社会普遍膜拜权力，盛行惟一的邪教——“权力拜物教”。
官僚政治下，权力对一切可掠夺的财富在上交王权的定额外，均有肆意分配的能力——这种能力未必本身属于具体执行者的权力内容，但当它发生之后，通常并没有常设的有效权力可以制约它，更没有相应的个体性私权和社会性权力能够制衡它。因此，经济史学家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认为，“一个为官僚把持操纵的社会，本来没有什么法度可言，要说有，不外是有关人民对于他们的义务的规定，或有关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权利的规定罢了。”这意味着，所谓的“法度”无非是官僚集团内部分赃的法度，与保护人民利益无关。
当古典官僚政治的宿主王有制和科举制结束之后，现当代中国虽然另换政治衣衫，官僚政治却海棠依旧。即使近30年来半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促成民间财富的增长以及公民精神的局部以及部分普及，这种力量一来受制于官僚政治本身，二来公民社会遭官僚政治围追堵截，至少在目前还无法对官僚政治构成真正的制衡与威胁。为此，权力本位纹丝未动，其衍生的整个社会生态并无根本性改观，权力崇拜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古代官僚政治形成了维护其存在与生长的一套伦理观念，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儒家伦理。马克斯•韦伯曾就中国古代的“家产官僚制”总结出一条基本规律：家产制下的官僚集团，也服膺家产制的资源掌控伦理，即古人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韦伯并且认为，掌权的官僚群体，其投资的方向主要还在权力领域，权力本身成为财富的首要来源——所谓“升官发财”，从而形成独特的官僚政治经济。
当代官僚政治与古代官僚政治的一大差异在于，后者的总代表是基于血缘的王族，前者则是更大范围的一个介于可确定与不可确定之间的群体。为此，当代官僚政治的权力结构在垂直效果上似乎比古代更为分散，非集聚于某个家族。同时，原先的官僚政治技术性宿主科举制也被置换为另一种门槛更低的会员制俱乐部。
因此，当代官僚政治比科举制时代更没有理想和章法，但也正是因为其除了物质性利益内核，缺乏真正精神内核，其凝聚力也大打折扣。不过，古代官僚政治中依托于家族、熟人为核心的权力社会关系依然延续进入当代官僚政治，官僚们的直系亲属、姻亲、旁系近亲、熟人朋友等形成“权力—财富—特权”网络，以暗流形式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根据权力等级，低调、直接或间接地分享权力带来的相应的等级性特权与财富。
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的社会背景下，“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的“官二代”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以权力为核心，由血缘、姻亲、熟人等关系组织起来的“权力—财富”暗流，默默中几乎吞没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之基。不但掌权者及其分享者自认为可以法外横行，全社会也无奈接受，甚至许多人是在“热考公务员”“流着口水骂贪官”的嫉妒中接受。李启铭相信“我爸爸”可以肆意枉法，而社会大众也认为若无意外，“李刚们”定能办到。
但肇事者李启铭，由于年轻骄横，或者是因为酒后失言，将一个社会普遍的潜规则以血淋淋和蛮横的方式赤裸于众。社会舆论的关注与声讨，虽然未必定能促成此事公正处理，但至少会提高公正处理的概率。
其实这种“李氏骄狂”于社会反倒成了虽然扭曲但产生实效的“信息公开之举”，真正可怕的反倒是那些低调、隐秘甚至完全悄无声息的枉法——然而，可悲的是它们才是这个社会的常态。
“官二代”现象随官僚政治而生灭，而官僚政治不可能自行消灭。历史的变迁未必有什么规律，一切有赖于人们的努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以私权和各类社会自治互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之健康成长，或许是出路所在。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本刊编辑部法律顾问
新经典阅读
《官僚体制的政治》
戈登·塔洛克著
柏克、郑景胜译
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第一版
这位作者194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他从未试图取得学士学位），之后，被美国国务院派往中国天津成为一名外交官（一则广为人知的传闻说他出生在中国）。在此期间，他不仅对官僚政治的日常运作有了深切体验，而且目睹了内战颠覆旧政权的最后阶段。中国旧政权倾覆后，他在香港的美国总领馆大陆处就职，并于“韩战”期间就职于韩国的美国使馆政治处。这些早期经历或许决定了塔洛克的学术风格。1962年，他与布坎南合著的《一致的计算》发表，从此他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他在芝加哥大学只听过一门经济学课程。此后，他仍频繁变换研究领域，并以对各领域的传统智慧提出难以被忽略的挑战著称于学术界。
今天，人们认为，阻碍诺贝尔委员会将经济学奖授予塔洛克的主要理由是：他的学术贡献大部分是批判性的。换句话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流学派（主流学派通常承担建构性的学术工作）。他也参与一些建构性的学术工作，例如发起成立国际性的“生物经济学”学会，至今担任着名誉主席。顺便提及，根据熟悉Tullock的朋友们关于他的姓的英文发音，“塔洛克”应译为“图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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