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地震局：年度会商成利益之争？
索寒雪 周丽敏
千里之外，送你离开。
抗震的中心似乎从来不是北京，但是，作为地震多发国的中国，防震减灾的中心却在首都北京。这个城市的三里河，是中国政府部门的聚集地，在青瓦灰墙的苏式建筑群中，国家地震局权威地震预报部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便掩映于此。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是中国地震局直属事业单位，是我国防震减灾工作的重要业务枢纽，它承担着全国地震监测、地震中短期预测和地震速报工作。这里云集着全国顶尖的地震预报专家，这些专家会在国家地震局组织的年度会商会上各抒己见，讨论下一年度中国哪些区域将是地震发生的“危险区”、“注意区”和“无监测区”。
4月22日在台网中心会议室，台网中心预报部原主任兼西北片区首席预报员郑大林翻开《中国地震趋势预测研究》一书，记者看到，从2006年到2009年，他三次在这份报告中指出，青川交界地区有可能发生超过6.5级的地震。
《中国地震趋势预测研究》是台网中心预报部每年对下一年度地震趋势的研究，这份研究报告基本是国内最权威的关于地震的中长期学术预测报告。
然而，如是结论，并未在国家地震局的会商会上取得一致，在激烈的争论过后，郑大林未能达成所愿，《中国地震趋势预测研究》的研究结论中关于青川交界地区可能发生6.5级以上地震的结论，未能被会商会采纳。
“会商”的“命运”
关于地震的中长期预报，一切还要从台网中心的会商会说起。会商会是由台网中心组织的对一段时间以来地震预报观测研究的重要会议，而年度会商会也是各路地震专家意见云集之时，在年度会商会上，各地方地震局都要派出专家与台网中心的专家展开讨论，讨论下一年度哪些地区可能发生地震。
而《中国地震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正是会商会上要讨论的对一段时间来，地震监测预报的结果展示。
在年度会商会上，形成的最终意见会确定全国哪些片区是未来可能发生地震的“危险区”、“注意区”和“不被检测区”（放弃区）。如果被划入危险区，那么这个区域将得到密集监测，除此之外，被划入危险区后，地方政府将在医疗等方面做些应急储备。
青川交界的危险区划分就是在这一级别的会商会上，遭遇“排挤”而出局的。
在郑大林看来，年度会商会已经不是民主科学的氛围了，已经演变成为一场利益之争，直接涉及到国家拨款。
“各地地震局在会上表现非常积极，纷纷要让危险区在自己省内‘安家落户’。”郑大林回忆会商会的情景时表示，“大家心里都明白，一旦危险区确定下来，这个区域的地震局就会得到国家的拨款，有了经费也就好开展工作了。”
郑大林告诉记者，国家曾一次性向中国地震局拨款25亿元，用于购买相关设备和优化网络资源。一些人口密集地区获得的拨款数额达到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这样庞大的资金量足以支持各地的地震局作为监测经费，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这样就不足为奇，为何各地地震局更愿意把自己划到地震危险区了。
对于郑大林的说法，一位要求不具名的参与过会商会的专家表示赞同，“对于会商会我有很多话要说，希望现在的会商会不是什么过场，能真正的在科学民主的环境中进行。”这位专家说。
为此，记者发采访函于中国地震局新闻处，力图就有关问题采访地震局，但记者在等待3个星期后，依然没有得到地震局的正面回应。
纠结的“预报”
对于地震预报在地震学界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地震不能预报，而另一种便是地震可以预报。
1997年，美国四位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地震不能预报》一文，文章一出在全球业内引起巨大震动。
在郑大林、张肇诚（原中国地震分析预报中心副主任）等多位地震预报专家看来，美国科学家之所以出这样的观点和他们的国情有极大关系，在美国的地震研究均是基金会赞助方式，而地震预报不像其他的研究，可以验证的成果很少，如果出现了虚报，连锁的风险更是不可估量。
显然，美国的观点也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地震局官方的认识，在2000年之后，中国地震局的工作思路在逐步发生变化，一种地震不能预报的观点开始在国内兴起，时至今日，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主流观点。
地震学家何永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应该是以预防为主的方针，不能全理解为地震预报。预报是预防的一部分。因为以今天的科学技术，对地球的认识，符合三要素（准确的时间、准确的地点、准确的震级）的地震预报，要做到比较准确相当困难。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很困难。
地震局一位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地震不是天气预报，又不能钻到地底下，这对全球都是难以解决的难题。
对此，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汪成民认为，不能做到科学上的精确预报，并不妨碍在实践中作出具有减灾时效的预报。
“地震局的领导对外界表示，地震是绝对不可能预测的，这让我们非常愤慨。”汪成民激动地说，“在没有科研经费的条件下，我们成功预测出了汶川地震的3次余震的时间、地点和震级三要素。汶川地震后，中国境内有12次地震，其中的10次地震都被预测到了三要素，只有一次被采信。怎么能说地震是不可预测的？”
就以玉树地震为例，4月14日早晨7时49分，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伤亡惨重，值得一提的是4月14日7.1级地震之前发生了一次4 .7级地震，时间是5时39分，震中也位于玉树县境内。
在郑大林看来，这是此次大地震的震前前兆之一。青海地震局监测预报处处长宋晓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这个没有规律可循，有的地震在主震之后会小震频发，有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的迹象可以证明会发生下一次地震，目前的科学解决不了。”
弱化的职能
在郑大林等专家看来，目前的国家地震局对地震预报的态度含糊不清，正是这样的官方认识直接影响了地震预报的积极探索，紧接着，地震局的工作思路也发生了转变。
“国家地震局现在是三大工作体系，一是地震预报，二是震灾防御，三是应急救援。如今，无论是从科研经费和待遇上看，还是从工作重点上看，对后两者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地震预报。”郑大林认为。
记者采访了多个从事地震预报的现任工作人员和退休的工作人员，对郑大林的表述，他们均表赞同。
“一个搞地震预报的研究员出差每天的补助是80元，而一个搞应急救援的研究员出差每天补助是120元。”一位不愿具名的台网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地震预报很难有成果验证，评职称方面也受很大影响，痛心的是，现在从事地震预报工作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向地震救援等方面游离。”郑大林说。
事实上，地震预报研究层面的变化只是一方面，在地震局官方也发生了对地震预报弱化的倾向。
对于地震局对地震预报的看法和工作思路，遗憾的是，并未得到地震局的回应。
“各地地震局在会上表现非常积极，纷纷要让危险区在自己省内‘安家落户’。”
台网中心预报部原主任兼西北片区首席预报员郑大林回忆会商会的情景时表示，“大家心里都明白，一旦危险区确定下来，这个区域的地震局就会得到国家的拨款，有了经费也就好开展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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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震预测：从群防群测到“不可测”
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后，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两次到邢台视察，面对地震灾害，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群测群防的地震方针。这一方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地震预防的主导思想。
据专家介绍，地震局曾经有过不错的成绩，准确预报过20多次地震，尤其是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地震局的工作思路和我国地震预报制度，逐渐发生了改变。
1997年，《防震减灾法》发布以后，群测群防的政策基本停止。
2006年7月15日，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中原减灾》报上发表《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扎实推进我国的防震减灾事业》署名文章称，地震预报是一项世界性的科学难题，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陈一文认为，“正是这篇文章的发表，为地震不可测论调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了地震局工作日后的指导思想”。（据《时代周报》）怎样的应急
“实际上，地震局现在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应急救援方面，而应急救援就是震后的救灾、救人工作。”郑大林说。
张肇诚认为，地震局在地震救援方面并不是自己独有的优势，“消防、武警部队越来越专业，大地震后，应急救援更多的需要举国之力，不是地震局一家之力能做的。”
那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地震应急体系来减少地震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呢？
汪成民则认为，一个最基本的机制是“领导坐镇，急事急办，重大情况不过夜。”
他透露：“目前地震局的流程是，召开会议—研究—调查落实，整个过程完成需要3到5天的时间。这与地震的紧急性完全不匹配。”
“地震局应该成立专门的分析机构负责汇总意见，并独立分析预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发挥一个上传下达的义务。”汪成民说。
在丁元竹看来，应急机制应该更强调部门协作，大家共同快速有效地采取措施。因为突发事件一般是有综合性的特点，还有跨地域的特点，这个就需要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甚至像交通运输等一系列部门的合作。“比如在英国伦敦爆炸事件当中，警察部门、情报部门、交通文化部门等密切合作，这个是他们的特点。另外，要增强全社会的突发事件意识和能力。不断进行全民训练，通过这种培训来提高各种突发事件的管理水平。像美国‘9·11’事件以后，它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就是通过一个市民服务队对全国的居民进行了一些应急的培训。”
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地震防范也需要各个政府部门一起联动共同建立一个协调机制，更需要制定一部细致的法律法规来为地震预报“护航”。另外，是不是可以设立一个“防震日”，在这一天可以进行全民地震应急培训和演练，这样既能提高对国民的抗震培训，还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有地震局人士对记者表示：“地震局也很想加强对国民抗震知识的教育和培训，但对于平时的宣传和培训担心会引起恐慌，我们往一个地区发些地震宣传的小册子，都可能被传出一些要地震的谣言出来。” （原载《中国经营报》）
